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
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
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二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
死亡开始了。
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
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
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
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
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
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
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
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
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
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
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
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
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
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
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
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
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
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
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
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
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
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
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
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
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
不过也有例外。
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
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
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
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
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
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
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
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
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
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
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
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
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
《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
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
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
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
中国作家杨显惠根据自己的文学生活积累进行创作,著有《夹边沟记事》中篇小说一书,专题用文学的手法描述这段历史。
在他的文学叙述中,夹边沟农场那段尘封的历史,从1957年开始,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
三千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
另外,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作家王吉泰著有长篇纪实文学《大祭灵》一书,作者通过走访实人实地,从各个方面真实地记录、反映了当年“右派分子”在夹边沟等劳改农场的种种地狱般的凄惨境遇。